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教堂后面出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刚刚驶上道路，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喊，随即停下汽车。透过驾驶位旁敞开着的车门玻璃，我看到普赖斯先生从院子对面朝我们跑来，他手里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脑袋旁晃来晃去，如同一根牙签般轻盈。

    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并肩站在拖拉机的踏板上，感觉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提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我吃了一惊。他像一个孩子做了一件能让父母特别高兴的事情一样，绽出欢快的笑容。

    “想起来了？”我问道。

    他点点头。“想起来了，”他重复着，“我那天早上枪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诗人，叫皮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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