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一刻左右，我的朋友伊莱恩·康奈利来日光室看我，把我给她的那叠稿纸理得整整齐齐，放在我面前。她脸色非常苍白，眼睛下方有一些闪亮的痕迹。我想她是哭过了。

    至于我，我一直在眺望。就这样，眺望着窗外东边的山坡，右手手腕突突跳个不停。不过，不知为何，这跳动很安详。我觉得空虚，觉得被剥去了虚饰。这种感觉，既可怕又奇妙。

    很难正视伊莱恩的目光，我害怕从中看到愤恨和蔑视，不过还好。她的眼神悲哀而迷惘，没有愤恨，没有蔑视，没有怀疑。

    “你要把故事看完吗？”我边问边用隐隐作痛的手轻拍着那一小叠稿纸，“在这儿，不过我能理解，如果你不……”

    “这不是我要不要的事，”她说，“我要知道到底怎么了，尽管我想，你们无疑是处死了他。我看，在普通人生命中，说什么带大写字母P的会时时显现，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但是，保罗，在我拿起这几页稿纸前……”

    她没往下说，似乎自己也不明白要说什么。我等着。有时候，你是无法给别人帮助的。有时候，甚至最好连试都别试。

    “保罗，你这里好像说你在1932年就有了两个成年的孩子，不是一个，是两个。如果你不是在12岁时和你的年方11岁的詹妮丝结婚的话，这样的事情……”

    我微微笑了，“我们结婚时还年轻，许多山里人都这样，我自己的母亲就是，不过没那么年轻。”

    “那你现在多大岁数了？我一直以为你刚八十出头，和我差不多，没准还小一点呢，可是这样算起来……”

    “约翰走绿里那年我四十岁，”我说，“我1892年出生。现在是104岁了，除非我算错了。”

    她看着我，目瞪口呆。

    我把剩下的手稿递给她，又一次想起约翰触摸我的情形，就在他牢房里。当时他说，你不会完蛋的，说着还笑了，我的确没完蛋……可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些情况，它们伴随了我一生。

    “把剩下的读完吧，”我说，“我的答案全在那里。”

    “好吧，”她几乎在耳语，“我是有点害怕，这我不能撒谎，但是……好吧。你会在哪里？”

    我站起身，伸展一下，听见背上的脊椎嘎嘎直响。现在我唯一能肯定的事情就是：我已经烦透了日光室。“在槌球场，我还有样东西要给你看，就在那个方向。”

    “那东西……很吓人吗？”从她怯怯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还是小姑娘时候的她，那时候，男人夏天戴着硬草帽，冬天穿着鳄鱼皮外套。

    “不，”我笑着说，“一点不吓人。”

    “那好。”她拿起那叠稿纸，“我把这些带回自己房间去。到时候我去槌球场找你，大概在……”她翻翻稿纸，估计了一下，“四点？行吗？”

    “很好，”我说着想起了那个好奇心极重的布拉德·多兰，那时候他已经下班走了。

    她伸出手，轻轻捏了下我的胳膊，离开了屋子。我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看着桌面，意识到，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稿纸一走，桌子又空了，除了早晨时伊莱恩送来的早餐盘。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没有把东西全写完……你看，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处决约翰·柯菲之后记录下的，而且最后一叠稿纸也给了伊莱恩，但我没写完。即使在当时，我内心隐隐知道其中的原因。

    亚拉巴马。

    我把盘子上最后一片冷吐司拿在手里，下楼来到槌球场。我坐在阳光下，脑子里转着老人的思绪，听任阳光温暖着一身老骨头，看着六七对打球人和一队步履缓慢但兴高采烈的四人组挥着球棒从我面前走过。

    两点四十五分，三点到十一点班的工作人员开始接二连三从停车场过来，三点时，白天班的人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