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打开它，一面说，“我这简直是在窥探别人的隐私了，不过嘛，我觉得……”

    诺勒打断他的话说道：“可不是吗？我本人并没要求和你会面。坦白地说，这次会面的时间订得太不合适了。我本来是想尽早赶回纽约去的。”

    这位瑞士银行家一面看着证件，一面平静地回苔说：“是阿，这我理解。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第一次在国外承包的是个什么样的工程？”

    诺勒压了压自己的火，心想既然这个交道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也就不能不回答这位银行家的问话了。他回答说：“在墨西哥的波多瓦拉塔的北面，兴建阿尔弗拉兹公司的联号的旅馆。”

    “第二次工程呢？”

    “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为他们的政府兴建邮政联合企业的工程。”

    “如果不算几次调价的数字，你的纽约建筑公司去年的总进项是多少？”

    “这又与你何干？”

    “那我不妨对你说，这我们知道。”

    诺勒很不痛快，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不算零头，整数是十七万三千美元。”

    曼弗拉第眼也不抬，仍然看着手中的证件，又问道：“从这十七万总数中，扣除你公司办事处房租、职员薪金、设备费以及其他开销，剩下的就是笔不值一提的数字了吧？对吗？”

    “这公司是我独自一人开的，雇的职员也不多。我也没有合伙的股东来分我的红利，又没有老婆，也没什么重债。要不然的话．我的处境比这还不如呢。”

    这位银行家抬头瞧着赫克洛夫特说：“你的处境本可以比这好，特别是象你这样有才干的人。”

    “我的处境本来是可以好一些的。”

    这个瑞士人接着说：“是呵，我也这样想。”说着，他把证件放回皮夹里，交还给诺勒。他向前欠欠身，冲着诺勒问道：“你知道你过世的父亲是谁吗？”

    “我知道我在世的父亲是谁。从法律上说，他是我母亲的丈夫。他还健在，是纽约人，姓赫克洛夫特。”

    曼弗拉第替他补充说：“他已经退休了。跟我一样是个银行家，对吗？不过大概不是具有瑞士人传统的那种银行家。”

    “他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很受人尊敬的。”

    “他究竟是由于有家当，还是由于有理财才干，才受人尊敬呢？”

    “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本人是敬爱他的；阁下着不以为然，咱们话就到此为止。”

    “你对他倒是满忠诚的，我钦佩你这种品格。你现在的爸爸是在你妈简直走投无路的时候娶了她。我顺便说一句，你妈的为人实在不可思议。咱俩看法不一致，就各自保留吧。赫克洛夫特先生比起来就和你疏一层。我这是拿他和你生身父亲来比。”

    “倒也是。”

    “在三十年前，你生父海因列希·克罗森有过一项安排。他先前时常往来于柏林、苏黎世和日内瓦之间；当然，那不是为了作公事视察。他曾和我们银行签订了一个协定，而我们作为……”话说到这儿，曼弗拉第歇了歇，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而我们作为并非毫无偏颇的中间人，对于他提出签订这么一个协定是不可能持什么异议的。附在这个协定里的是他在1945年4月写的一封亲笔信。这信是写给他的儿子，也就是给你的。”银行家伸手去拿桌上放着的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的信封。

    诺勒插话说：“且慢。我生父的这桩安排是不是和钱财有关？”

    “对。”

    “我对钱财不感兴趣。拿这笔钱财去办慈善事业吧。他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

    “我要是把这笔钱财的数目告诉了你，你就会有另一种想法了。”

    “它的数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