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事实上，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只不过，“我国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茅于轼，《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没有理由不纳税”

    在中文语境中，“没有理由不纳税”具有完全相反的两层含义：一是公民没有理由拒绝纳税，这是相对于公民的义务而言；二是政府征税时，必须有说服百姓的理由，否则百姓便可以拒绝交纳这种税收，其所相对的是公民的权利。两层含义看起来对立，实则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前者，在现代社会，人们将死亡和纳税看成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大事。死是每个人到头来不可逃避的，纳税也一样。一个人，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里，享受着各种社会服务，而服务是有成本和价格的。

    就义务而言，茅于轼曾经撰文指出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中国人纳税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不但老百姓这样想，连政府也还保留着类似的想法，并没有把纳税看成是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事。最初有奥林匹克运动得冠军运动员的奖金可以免税（此项规定已经取消），后来又有科学院院士的奖金可以免税——这些人可以因荣誉而免税，多少有点像当年享有“财政豁免权”的法国贵族——似乎纳税是普通老百姓的事。得了冠军，当了院士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税也可以免交了。国外对政府官员的纳税情况监视特别严格，这是检验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当官的起码标准。而在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听说对哪位官员检查过纳税情况。

    而现在老百姓中间又有一条逃税的理由，说是因为政府不够廉洁，缴税去给贪官花天酒地，不高兴。但是，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因为腐败一时还难以消灭，而政府如果没有了税收，国家同样难以为继，即便反腐败也是要花钱的。政府是自己的办事机构，又不是别人的事，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因为政府不够廉洁就不纳税，实际上是部分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利。毕竟，有偷税行为的人通常也很难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茅于轼，《没有理由不纳税》）

    至于权利，从财产权的角度来说，征税意味着纳税人的部分财产权被政治权力“合法的剥夺”，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剥夺”的权力并不是国家或政府“天然”就拥有的。著名税法专家李炜光认为，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这方面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像是市场上的交易者，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既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如何征税也就不能只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是必须事先取得另一方——纳税人的同意。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收法律，除此之外的一切征收行为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

    假如政府“天生”就有权自定税收章程，那就等于承认政府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拥有支配权，这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所规定的纳税人对“合法”的个人财产享有的所有权。为了达到纳税人决定和控制国家征税权的目的，国家就必须建立一套运转良好的选举制度，以保障纳税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纳税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保障纳税人免于恐惧的自由，并把税收“授权”的权力永久性地留在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等公意机关手里。所谓“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