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农民该不该拥有土地”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不过，考虑到五十余年的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帝王对流民的控制，将他们牢牢拴于故土，本书作者宁愿相信，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的问题。

    得而复失的宪法权利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以及实现毛泽东组织起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等等。到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而城市之间的户口迁移也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从小城镇迁往大中城市。尽管1978年之后，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步有所松动，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仍然实行严格的户口管制。

    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相较而言，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这也是当年孙志刚死于非命的时代背景。

    斯诺曾经感慨长城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戒严状态”，事实上，中国的户籍制度亦如是。如果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农民就只能像“帝国稻草人”一样被种植在土地上，听任有权有势者摆布，甚至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被掏空了灵魂，在心底默唱“我是你的稻草人，我没有自己的灵魂，我只能听你的摆布，都觉得幸福”（歌曲《稻草人》）。

    “一孔教”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务之急是需要“孔先生”，让社会重新发育，拓展联结，其功劳绝不逊色于收获鲜花无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孔先生”的意义在于让社会更自由与开放。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与此相反，封闭社会则要以“一孔治天下”。关于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管仲曾经这样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