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服务的君王：“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天下无敌，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让老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这样，老百姓就只有依赖于君王政府，事事仰君王鼻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间势力，并积极地调控自由市场的无序状态——用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自入了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王的“君饷”，上帝国的战车，为帝国效力，“长恨此生非我有”了。帝王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亦不过是“以天下为己用”。

    利出一孔的极致，就是政治全能主义时期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显然，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无疑起源于商业文明。因为人是会交换的动物，商业让人们合群生活，自我组织，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市场经济之所以使社会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为商品必须是一种善，而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善的推销”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与此同时，因交换而缔结的横向之网形成了对纵向的权力之网的挑战。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不仅采取了严苛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还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帝国稻草人”，在其耕种的田地上站岗、流放。

    用脚投票

    中国转型至今，发生在上世纪初的选举如今更像是一道历史的苍凉手势。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获得“用手投票”的权利之前“用脚投票”的筹码同样居功至伟。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最赏心悦目的进步莫过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脚投票的机会增加。

    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了埋藏于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狲散”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人类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开始享受人类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猢狲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记录命运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提到，古罗马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梭罗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思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贵族的利器。

    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