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墨家同为显学。盂子曾感慨“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韩非子在《显学》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不韦同样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至于墨家之没落则在《史记》中有所体现。在这部被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中，有关墨子这个“人”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司马迁含糊其辞，只为后人留下寥寥数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或许，儒、墨之分野，关键在于儒家走上层路线，并最终导致文化精英与统治者合流；而墨家来自劳动阶层，走的是下层路线，墨家的衰败，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力量在王权背景下彻底衰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王权择器而用，致儒之鼎盛而墨之极衰，难免为历史留下无数“笔头剥削锄头”“笔头磨秃变棍棒”的悲剧。还应该看到的是，当儒学上升为“国学”与“帝王之学”，同样是儒学被“充公”并且从此不能继续发展与自我修正之原因所在。正因为此，笔者认为，一千年来儒学表面上被王权圣化，但内底里早已因为摧断脊梁而被矮化为“侏儒学”。

    如上所述，若是墨家文化没有湮没无闻，中国社会不但不会被王权全面压倒，甚至还有可能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培育出民主政治。只是历史早已不容我们如此多情地假设。回到当下，笔者讲“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可以肯定的是，“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在此背景下，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从重新发现胡适到重新发现墨子，作为中国重新发现传统与社会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观念上将为中国转型带来一个光明的前景。

    重新发现墨子

    2006年11月底，改编自日本漫画的电影《墨攻》开始上映，票房成绩不俗。该片讲述两千三百多年前墨家弟子革离运用其高超的守城术与技战法帮助弱小梁国抵御十万赵军的故事。

    有学者断定影片编导对墨学“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这种苛刻批评显然低估了《墨攻》的标杆意义。在我看来，《墨攻》诞生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意义，关键不在于电影人是否完全读懂了墨子，而在于墨子之精神回归大众生活，见证了此一时代中国民众的思想高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可谓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凡此种种，从文化生态上来说，本无可厚非。令人忧虑的是，当那些自封为“新儒家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为“儒教”抢占中国传统的头排甚至呼吁建立“儒教”，或者如有人批判以尊孔之名“讨政府以德治国的欢心”时，笔者却发现这些“文化投机者”或复古者未得要领——其实，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早已“另辟溪径”“暗通款曲”，在被罢黜的百家（如墨家）之中寻找智慧，并不认同才子佳人们跪在孔像下面的“独尊儒术”。

    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此一特征，自“胡温新政”以来表现尤为明显。透过“胡温新政”以来中国主要的政治议题，不难发现，诸如“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平崛起”“节约型社会”等等都能从墨家学说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

    一、创新型国家。中国政府讲创新，讲科学发展观。而墨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里面既有科学概念的定义，也有方法论的探讨。墨子善于从几何的观点看待具体世界，并且做了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墨子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上没掉下来。难怪有人说，倘使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