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没落，中国早成科技大国。可惜古代思想家只有墨子重视科技，而后来者都搞科举、忙着争当七品芝麻官去了。所以，直到今天，谬种流传，科学家求官成风以至于无所作为的例子屡见不鲜。

    二、和谐社会。“胡温新政”的一个显著特钲是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展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自此而出。同样，“兼相爱”也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与“兼相爱”齐名的“交相利”同样可被视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精神源流。墨子的义利合一也可以视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准则和得以存在的基础。尽管中国知识界在解构什么是“和谐”时与官方话语时有出入，但是二者与“兼相爱”相行不悖。

    孟子曾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显然，墨子兼相爱始于人性平等的原则。在他看来，人性本无差别，如同蚕丝一样，“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两千年后，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白板论”）。基于人性有“恶化”的可能，墨子先于韩非提出了“法治”，规范人性。墨子反对“命定论”，称“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三、节约型社会。几十年来，在“GDP压倒一切”的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中国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对环境的破坏早已有目共睹。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还是节约型社会，都对这种只图一时一势的经济增长敲响瞀钟。

    众所周知，墨子也讲求节约，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缚礼，反对厚葬久丧，认为这些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和平崛起。近年来，面对西方国家的担忧，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与此对应，墨家始终站在民众立场上，其“非攻”思想是建立在弱小一方的基础上、认为战争是一种盗窃行为，战争的获利者为君主，受害者为人民。应该说，墨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中国最早的世界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在影片《墨攻》中同样有所体现，主人公“革离”或许就是“革命，然后离开”，是位切·格瓦拉式的革命流浪汉。

    针对大国侵略小国，墨子提出了尖锐批评。在墨子看来，这些“精神分裂者”以偷人一瓜一果为耻，却以侵占一国一城为荣，实为“颠倒黑白”。所谓“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

    五、中国重提社会公正与墨子精神遥相呼应。无疑，社会公正同样是墨子坚守的一项重要价值。墨子痛恨“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做贱”。在《非乐上》中，墨子批评当政者无视民众生存权与休息权，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从这方面说，“胡温新政”中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墨子之“三不得”在精神上亦有契合。今天，中国政府在逐步解决了民众“不得衣”与“不得食”等“温饱问题”后，开始着力解决“不得息”的问题。显然，从总量上说，中国民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休闲的权利。

    从墨子到胡适

    墨子的“三表”思想与“三个代表”并无关系，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与上世纪初胡适舶来的“实用主义”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

    墨子所说的“三表”，包括（一）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本之）；（二）从百姓的经验中寻找立论的根据（原之）；（三）使政治符合民众的利益（用之）。前二表讲的是知识的来源，既强调经验与传统，又主张民众当拥有解释权和创造力——这一点颇像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至于后者“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更可视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古代版。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神似”，早在上世纪之初，胡适就称墨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