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不可否认，每个国家在思想变迁中所取得的进步，都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必然得益于历史的点滴报偿与累积回馈。在历史并非风平浪静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既会因一个特殊的时代的降临被遮蔽，同样会在新的时代开启时重新显山露水。

    几年前笔者曾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重拾了胡适的道路。众所周知，1949年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胡适思想一直受到批判。从五十年代毛泽东组织的数百万字的大批判，到今天“谁代表中国二十世纪精神高度”的胡鲁之争以及《胡适全集》的出版，都不难看出一个时代思想解冻与观念进步的大脉络。

    今天，当我们重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历程，许多关键点都可以从胡适思想中找到印证。

    而我在该文中列举的种种神似，并非认同今天的“中国道路”与当年的“胡适道路”完全重合，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具有相通之处是有目共睹的，它也间接说明人类在经历山重水复的挫折之后可以抛却隔阂，让理性贯穿历史。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身处人类知识的大传统之中，而知识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并非简单地用“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一个单一的主义可以概括。只有以知识为信仰，一个社会才能取得脚踏实地的进步。虽然胡适及其实用主义等思想在中国没有被明确“翻案”，但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国改革与胡适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是不可否认的。其更广大的背景是，当一个国家重新踏上由落后到进步，由封闭到开放的道路，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寻找自己的现代性时，必定会经历一个重新发现传统的过程。

    进一步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传统不仅是不断地被发明创造出来的，同样需要不断地被发现出来。如果说胡适的思想重新被发现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由极端走向理性的一个脚注，那么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更意味着今日中国人在重新寻找自己文明的坐标时，跨越两千年皇权上接到了先秦——一个和五四时期一样充满自由气息的时代。

    谁是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一文，感叹中国人的衰老：在中国，人多以“少年老成”相谓，而在英美等国家，却以“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相勖。“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当我们重新回味这段话时，不难发现，在早年陈独秀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改良倾向——新陈代谢必然是有序的、渐进的，是“天然淘汰之途”，而非“美丽新世界”里所写的那样急风骤雨般制造“新人”或“新青年”。

    谈到实证主义时，陈独秀表示：“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眼里，政治的终极目的是生活，是厚生利用，而非其他虚无的宏大涟想与道德说教。

    不可否认的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波折之后，时至今日，生活文明已被视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在若干年以前，我们亦可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找到证据。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说，那些行进在大街上的捷克人民手里高举某个主义万岁的标语，而喊在他们心里的没有写出来的口号却是“生活万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