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可以较好地保留旧时建筑的风貌，对于历史存量的保持与增加无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该旧宅见证了旧中国的一段历史；另一方面，我们至少不能否认那些为了讨生活而建起该宅子的民众的汗水与智慧。若是因袁废宅，是否意味着我们对那些名不见经传者的人生及其平凡无奇的创造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株连？显然，那些人在做“历史的加法”，与此相反，主张拆去旧宅者，所做的却是“历史的减法”，历史并不会因为他们雷厉风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并没有烧掉帝制，他烧掉的只是无数劳工用血汗换来的一座建筑。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有一个小镇准备砍掉希特勒当年种下的一棵树。其实，树木何辜？

    将汉字绑去杀头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今日中国人无不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灭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承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蹉最恶劣最浑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做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笔者时常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癫。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西合璧”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不愿“被进步”的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