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宝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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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2003年写在《汉字与国运》一文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此文，网上曾经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上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主张废除汉字，实乃逻辑上出了问题。清末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此景，如农民种庄家，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事实上，这秀美的汉字不但不是中华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至于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我想最紧要的还是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做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几年前，我译陈彦先生的《中国之觉醒》一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籍中国，我来自中国，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后来在巴黎大学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共鸣，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校校语法。几年以后，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写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却有优势，这和文字本身无关。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漂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漂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与国运》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

    “民国不如大清”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提到“民国不如大清”的现象。“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