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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互联网
群体犯下的暴行:“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相关新闻透露,这七位少女是“结拜姐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当“帮派利益”形成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灵魂部分交给了帮派,“与魔鬼缔约”,若是一起“做大事”,便会让自己成为帮派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语)。久而久之,个人道德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情感。人们因为“理智丢失,责任分散”而丧失自己做人与合群的底线,就像被卷入了一场疯狂的舞会,此时此刻只有集体疯狂,人生舍此全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些少年的暴行时,更要直面导演李杨镜头下的“盲社会”。当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失去理性时,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是保持目光明亮还是熟视无睹?显然,就公民社会责任而言,透过发生在开平的这出悲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失望。尽管许多在私下传看过视频的学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个中行为是有罪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去报案,因为“怕惹麻烦上身”。

    和李杨的“盲系列”电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反映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部据说反映中美文化冲突的电影里,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有问题法庭上见。

    发生在开平的这起案件无疑暴露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然而,我更愿意将此归咎于这些孩子以及周边社会人权观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恶者狂欢、围观者绕行的时刻,如今还有互联网——所幸网络睁开了正义之眼。

    “网络弹劾”与公共戏剧

    抽烟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以抽1500元一条烟闻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从官方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周久耕被罢官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发表了不当言论”;二是“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三是“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里,前两个问题应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否则周久耕官早就丢了。显然,其丢官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犯了众怒。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坚决查处降价房是“对百姓负责”之后,许多网民不但不买账,反而对他的言论“厌恶至极”。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房价只有降到大家买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对百姓负责”,否则一切免谈。

    由于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因近年来有若干房管部门领导因腐败下台,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财产的前提下,网民的确有理由浮动“腐败猜想”,质疑他凭着一点公务员薪水如何能开得起凯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条的烟,戴得起10万元一只的手表。接下来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无数网民的戏弄与嘲讽,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间词语应运而生,广为流传。一场集体参与的“网络弹劾”由此渐渐进入高潮。

    就在网民享受“弹劾”之愉悦时,必须承认的是,只能盯着某位官员的香烟、手表来反腐败,充其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肤浅的反腐败。对于这种蜂拥而起的“网络弹劾”,我宁愿将其视为一场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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