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烈烈的公共戏剧。而且，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偶尔起到了“弹劾”的作用，但在反腐败效率方面却是十分低下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从头到尾会花掉网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别说有时还会功败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人们追求“戏剧正义”，然而当观众各自离开剧场，几人还会去关心那个丰富了他们业余生活的反面典型？

    仅就约束权力而言，网民这种即兴而业余的反腐败尽管不乏意义，但其更多只是标本意义或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仍是独立机构的专业反腐败，是一整套能够在日常约束权力的有效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有效机制，那种体现或者奉承广场民意的反腐败，完全可能沦落为一种意见的装饰，一种为民意泄洪的政治技艺。

    当然，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有一个过程。透过周久耕“对百姓负责”这一政治表态在网上所受到的“民意狙击”，不难发现今日中国社会已取得怎样的成长。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而言，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理解又是一回事。众所周知，在过去一些官员们大谈“为人民服务”时，人们通常只知被动地接受“服务”，却很少有渠道反馈这种“服务”质量如何，能否更换。而现在，借助网络，以网民形象出现的公民们可以对那些伪称自己“对百姓负责”的官员集体说不。

    网民不是全体人民，但在这个时代它却有着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人民”这一概念不同的是，网民不只是一个集体称谓，它更是一个个意见终端与权利终端，一个个具体的人，它兼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于一身。当“人民”变成网民，每个人都是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是集体利益最真实的代言人。正因为此，网上流传的各种有关周久耕的零星反对意见，最后能上升为一种不谋而合的集体表达，能够汇聚成强大的民意潮水，终于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毋庸讳言，在过去政治表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民众尤其缺乏集体表达反对意见的渠道，而现今网络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赐，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而“网络弹劾”戏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一次次激发人们关注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信心，不断培养和历练人们的公共精神。在此意义上，这种公共戏剧的意义远非“反腐败”所能丈量，因为它不仅关乎社会道德之再造，同样将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民意崛起并非可以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还可能毫无作用，因为民意会遭遇强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说，每位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法无天的县官使其治下的异见公民因言获罪。与此同时，对于制度建设的推动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网络的存在已经让制度内的“害虫”不敢过于招摇，因为它们随时可能被聚焦于网眼之下，被定点爆破。古有“看杀卫玠”，今有“看杀贪官”。

    互联网执政与眼球权利

    据称，在“黑砖窑”事件曝光时，当时的山西省长于幼军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今日中国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同样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在2008年“两会”上，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地方官员也在不同场合鼓吹学好、用好网络，“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