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冲击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了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而这一切，事先似乎毫无征兆。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不可能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爆发了，而且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五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四十年来，即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抵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五十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货币坚挺，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5％上下。国家结束了殖民战争，并且扭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的局面，农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同样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也为这场社会运动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简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灾难与现在的丰衣足食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当有关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时，这一代法国人对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在“五月革命”即将发生前的一个月，戴高乐甚至也在不同场合这样吐露心声：“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

    不可否认，法兰西有着举世无双的创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学发明，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人权观念，法国当之无愧是人类的进步之源。不过，尽管法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宁死”并不足以概括法国人的特性。在我看来，更准确的概括当是“不创造，毋宁死”。正因为此，法国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安于锦衣玉食、随大流显然不是法国人的性格。乌托邦在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远不会褪去油彩，当有关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探寻开始发酵时，一个响亮的口号立即开始流行——“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

    历史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大学生。这是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义，以及不断穿梭于家庭、社会与学校等种种束缚之中的他们，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

    处于一片安定繁荣之中的六十年代，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越来越被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所吸引，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一种“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这种填鸭式教育使他们患上了“知识不育症”。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精神》杂志上就发出瞥告：“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而事实上学生们的确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不能说眼下这个世界十足糟糕，有时它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