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先生走了，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张五常说，“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不过，在我看来，继续站在那里的不只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显然，弗里德曼对政治与国家的理解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超越了那位被美国人选为政治“总主持”的肯尼迪先生。

    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了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弗里德曼却以如炬慧眼洞见了这位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

    回顾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的这句名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地表达出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信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同样，“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正是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坚定地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进一步说，政府可以为我们所用，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紧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才能让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至于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

    显然，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回顾人类文明进程，不难发现，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过度集中。其结果是，公权力武装到牙齿强大无比，私权利却如窗户纸一捅即破。所以，为了使国民持久地保有自由，一方面，我们承认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可以共同致力于某一个目标。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势必对自由形成威胁。道德王是靠不住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所以，政府一旦建立起来，公民立即兵分两路：一方面要借助政府防范外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又要防范来自内部的敌人，即政府本身。前者是防范霸权，后者是抵御极权。必须指出的是，只有权倾一国的极权与祸乱世界、横行无忌的霸权，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民公敌。

    那么，如何剿除政府的尖牙利爪，使其不再伤害民众？任何稍有点政治头脸的人，都不会反对政府的存在，人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制造政府。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永远生存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中，就应该承认，任何政府的成立都得益于本国国民的挑选与豢养。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体而言，无论是以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方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