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星期五

    “有条有理的思绪，凌乱不堪的桌子。”亨利·斯皮尔曼一边翻了翻面前的文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备忘录在哪儿呢？ ”他咕哝道。很快，他在一个夹有上学期讲课笔记的文件夹下面找到了备忘录。他坐到椅子上，仔细看了看失而复得的备忘录。

    院长丹顿·克莱格先生致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委员这是我们委员会进行商议的时间表：1 月8 日，星期二：下午1 点至7 点1 月9 日，星期三：上午9 点至下午2 点我相信每个委员届时都已经阅读了各候选人的相关材料。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要对这些材料及我们此次的商议保密。

    斯皮尔曼从胸袋中拿出记事本，草草地把这条信息记了下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圣诞假期期间是不可能去度假了——如果他们想要看完材料的话。一想到他不得不看的手稿和关于候选人的推荐信，斯皮尔曼不由得叹了口气。简单明了的信早就过时了。它是那个争论年代的牺牲品。而真正好的信件写出来是要有言外之意的——暗含的话总是比说出来的更重要。但是说出来的也为暗含的提供了暗示：夸赞一个候选人人格出众就是为了避免指出他在学术潜能方面的不足；夸赞一个候选人在课堂上讲课精彩生动就是委婉地指出他在研究上的欠缺。斯皮尔曼真的不想再去读那些推荐信了，他宁愿去读那些手稿。

    在哈佛，对来自文科系和理科系的候选人进行评估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职责。要他对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教职员工做出意义如此重大的判断，这让斯皮尔曼觉得很不舒服。他的专业是经济学。这注定了他不可能从一个历史学家或是生化学家的角度做出评判。但是做出这些评判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他同病相怜。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布里奇打来的。

    “不，”他告诉布里奇，“我今晚要去广场取材料。而且还有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要做。”亨利·斯皮尔曼挂断了电话。他打算在院长办公室关门之前去把剩下的关于晋升候选人的手稿拿回来。他往克莱格的办公室去了。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布里奇·斯皮尔曼把话筒放回原处。“亚当·斯密可不可能知道自己开创了什么呢？ ”她沉思着。这个经济学学科的创始人在论文中谈到过有关锁厂的劳动专业化、看不见的手以及自由贸易的好处等。看上去，亚当·斯密仅仅是开创了一个学科，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对于布里奇·斯皮尔曼，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妻子来说，斯密开创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项事业。现在，这项事业把它众多的从业者完全吸引住了。它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自己的资历辈分，自己的惯例。布里奇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遵循这些准则和惯例的人。而论资排辈的话，他目前的资格也是最老的。

    布里奇·斯皮尔曼虽然从小在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但她仍然没有完全习惯和一个经济学家共同生活。她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教授，与他们夫妻俩有交往的哈佛大学其他学院的教授们对待他们的工作都是很严肃认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让学术研究充斥他们的生活。

    布里奇走进客厅，拉上了窗帘。剑桥城的12月，夜幕降临得很早。他们房子附近的街灯都已经亮了。“现在是去看看杰西卡，讨论一下这件小事的时候了。”她想。但这时候门铃响了。

    她只好暂时把这个想法搁一边了。

    “是后门的门铃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通常只有亨利才走后门。”她有些不大情愿地走向厨房。他们的家在剑桥城，房子对面是一处昂贵的房地产。那些房子富丽堂皇，都是维多利亚式的住宅，修建于世纪之交。但是房子后面的巷道与那些被悉心照料的草坪形成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