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不大符合司法上的传统，倒是更符合听觉原理。米德塞克斯县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它的设施颇感自豪。他们相信，在波士顿，它同司法部那乏味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席审判的人当中，只有一人不用特地赶往法院大楼。她就是梅丽莎·香农。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犯人的安全，监狱就设在法院大楼的顶层。从一条有保护措施，沿途还专门安排有保安的走廊走下去，乘坐限制使用的电梯，狱警把梅丽莎·香农从她的牢房带到了审判庭。她无需特地从外面赶往法院。

    “你以前来过法庭吗，亨利? ”当和其他的听众在法庭外面等待着入场时，卡尔文·韦伯很随便地问道。他们是和丹顿‘克莱格一起的。丹顿是原告方的证人。

    “只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助教。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当时的证词并没有派上大用场。“

    “为什么呢? ”克莱格怀着一种快要作证的兴趣问道。

    “涉及太多经济学的专业东西了，而且年代也太早了，”斯皮尔曼回答说，“他们说，我的证词现在可能更能被接受。”

    “因为你更出名了，当然。”克莱格试探性地问道。

    “不，不是因为我更出名了，而是因为经济学更加为人所知了。你可能也知道的，在法律的教学中进行了一场革命。而经济分析刺激了这场革命。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现在每个重要的法学院中，都有一名经济学家在那里当教员。对经济学家的这种需求是很让人惊讶的。现在，对于去法学院工作这样的机会，我们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生都会给予慎重的考虑。而现在，苦恼也会降临到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或是在其他地方学习的本科生的身上。因为他们忽略了微观经济分析。过去，律师不得不学习修辞学；而现在，他们必须尽力学好成本曲线。”斯皮尔曼这样说道。对于在同事面前说的这些话，他非常得意，而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

    “很明显，你知道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懂得成本曲线的。亨利，还是回到你说的作证那件事吧。你说你当时作为一个证人没发挥什么作用。你是不是在接受对方询问时被困住了? 别人告诉我要注意这一点。”克莱格回答说。

    “我完全被困住了，因为别人完全不理解我的证词。一位律师让我在一起个人伤害案中出庭作证。案情是这样的：一位母亲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撞倒了，因为这个，她将近一年不能做家务活。她的丈夫不得不雇人来家里帮忙，他因此支付了五千多美元的工资——在那个时候，这是相当多的一笔钱了。司机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只支付这五千美元，他们争辩说这是一位家庭妇女一年所做服务的金钱价值。我受邀以专家的身份前来作证，评估这个数目。”

    “那么，那些钱不够公平吗? ”韦伯一边问着，一边眼镜向下瞥了瞥他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就是那个家伙要付的钱……”

    “这是否公平我说不上，但是，这些钱肯定抵不上这位家庭妇女所做的服务的价值。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但是当然，我在审判过程中说清楚了的。那就是，这位妇女是位注册会计师，尽管出车祸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做会计工作。我估算了一下，像她那种受过培训并且有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一年可以挣一万美元。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万美元才是这个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而不是五千美元。这不过是基础经济学的知识。但是恐怕，这些与法庭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斯皮尔曼看着他的两位朋友。他们脸上神秘的表情让他不得不继续往下说。“法庭是像会计师那样来看待成本的。它只会问丈夫要支付的工资是多少。而经济学家——提醒你们一下，甚至是刚开始学经济的学生——把成本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