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的最高成本。

    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你所放弃的最可取的选择。而对于这位妇女来说，则是一万美元。作为家庭妇女，她和她的家人自愿放弃一万美元——这是她作为注册会计师能获得的收入。这就是她留在家里的价值。而一旦她失去了提供服务的机会，这就是她应该获得的赔偿。但是法官声称他无法理解我的证词。尽管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还是说服不了法庭。这家人仅仅得到了五千美元。“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从此，我再也没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过证了——虽然我知道我们经济系的许多同事在各种各样的案子中作过证。坦率地说，我听说一些死守传统的没有创新的律师对经济学家闯入了他们的领地而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的，”卡尔文·韦伯自告奋勇地说道，“在和我——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同龄的人中，你找不出很多对律师有好感的人。我一直很钦佩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所说的关于律师的话。”

    “他说过什么? 我没听说过。”克莱格面带微笑地说。

    “约翰逊在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群里。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没有走的一个家伙问约翰逊他是否认识那个人。约翰逊说，‘我并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位绅士是个律师。’”听了这句妙语，斯皮尔曼和克莱格都咯咯地笑了。对于克莱格，这很好地帮他缓和了作证给他带来的紧张心情。

    “我现在才学经济学太晚了吧。”克莱格说，他注意到，法庭监守官允许听众进入法庭了，“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

    “说出实情，所有的实情。除了实情，什么都不用说了。”

    韦伯十分风趣地说着。

    当巴克斯特法官走进法庭时，大家都站了起来。然后，案件开始审理了。斯皮尔曼面无表情地看着控辩双方的律师做开场陈述。在桃乐丝·诺兰的陈述中，她强调了原告方是如何证明梅丽莎·香农肯定有罪的。在陈述过程中，她的声调一直是不高也不低，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她不温不火地对陪审团说着。诺兰认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应该直接指出，这个州的大多数案件都是证据无法得到证实的。但是她据理力争说，证据经常都是无法证实的，但却是令人信服的。她还告诫陪审团不要相信其他说法。

    接着，詹姆士·瑞里告诉陪审团，他的开场陈述是很简短的。他说原告方已经替他作了陈述了：原告方控告梅丽莎·香农有罪，并没有凭借什么合理的怀疑。因此，在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陪审团也会有满腹的疑问：为什么州政府在证据不可信的情况下要起诉他的当事人呢? 他的当事人失去了未婚夫，已经是万分悲痛了。他认为，从策略层面上来说，应该坦率地指出在自己的辩护中最不利的部分：在贝尔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和香农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她。香农是一个人住的。她也会辩解，瑞里解释说，她那天上午在睡觉，因为她那天不用上班，而且前两个晚上她睡得都不好。

    然后，桃乐丝·诺兰开始了她的主要诉讼。她站在放着她的文件和证物的桌子旁边。她那灰棕色的羊毛套装和她的棕色头发相称得当。这位助理检察官直接传召了她的第一位证人：县验尸官。然后是逮捕梅丽莎·香农的警察。当韦伯看着诺兰时，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和贝尔一样，对穿着打扮都那么挑剔的人来做贝尔谋杀案的原告律师，真的很合适。

    审判的这一部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就像一出戏剧或是电视剧。但是随着验尸官那坦白的证词，审判变得生动些了。他很坦率地描述了一下贝尔头部所受到的袭击，正是这次袭击可能致他昏迷了。然后验尸官又从临床上描述了一下贝尔胸部中的那一刀。那一刀要了他的命。很明显，验尸官的描述让所有的听众都痛心疾首，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