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你，哈米德·尤素夫。”伊玛目说，“我注意到你戴着塔利班的头巾。你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吗？”

    “自从一九九四年我在坎大哈加入毛拉奥马尔那时候起，一直都是。”

    休息室是清真寺后面一间破败的棚屋，里面有十几个人。茶端了上来。马丁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在凝视着他。随后，这个人急切地把伊玛目拉到旁边，狂乱地耳语起来。他解释说，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去看电视及其肮脏的画面的，但他经过一家电视商店时橱窗里有一台电视机。

    “我敢肯定就是这个人，”他咝咝地说，“他从喀布尔逃脱了，就在三天前。”

    马丁不懂乌尔都语，更不用说带着俾路支口音了，但他知道他正在被谈论着。那位伊玛目也许会哀叹所有西方的和现代的东西，但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发觉手机是一件很方便的工具，即使它是由西方的基督教国家芬兰的诺基亚生产的。他让三个朋友去稳住那个陌生人，与他攀谈，设法不让他离开。然后他回到了自己那间简陋的居室并拨打了好几个电话。在他返回时，他感到大有所获。

    一开始就是一个塔利班战士，家人和亲属都死于美国人之手，曾在美国佬入侵期间指挥塔利班部队在前线抵抗，曾参与卡拉伊贾吉监狱的暴动，曾在美军的关塔那摩湾地狱被关押了五年，曾在亲美的喀布尔政权手中逃脱——这个人不是一名难民，而是一个英雄。

    伊玛目哈拉比也许是一个巴基斯坦人，但他厌恶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政府。他完全同情“基地”组织。公平地说，能使他后半辈子富足的五百万阿富汗尼的赏钱根本就没有打动他。

    他回到休息厅，把那个陌生人招呼过去。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咝咝地说，“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阿富汗人。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但不是在瓜达尔。联合情报局的密探到处都是，他们在悬赏你的人头呢。你住在哪里？”

    “我没有住所。我从北方过来，刚刚抵达这里。”马丁说。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新闻一直在播放。你必须留在这里，但不能久留。你还是要离开瓜达尔的。你将会需要新的证件，新的身份证，安全地离开这里。也许我认识一个人。”

    他派遣他的古兰经学校的一个小男孩去了港口。他要找的那条船没在港内。它得在二十四小时后才能抵达。那个小孩耐心地等待在它每次靠岸停泊的码头上。

    费萨尔·本·萨利姆是阿拉伯湾的卡塔尔人。他出生在一个海湾旁的一座渔民棚屋里，附近的渔村后来成了繁忙的首都多哈。但那是在发现了石油、在英国人撤退、在美国人到来以后，在金钱像潮水般涌进来之前。

    童年时，他就知道了贫困，自觉地尊敬那些傲慢的白皮肤外国人。但他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来。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他所了解的海洋。他做了一艘沿海货船的水手。由于那艘船航行在阿曼国佐法尔省的马西拉岛和萨拉至波斯湾纵深的科威特和巴林的港口之间，凭着他聪敏的脑袋，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知道总有人想出售什么商品，而且愿意低价出售。也总有人，在某个地方，想购买这种商品，而且愿意高价购买。在两者之间就是那个叫做海关的监管机构。费萨尔·本·萨利姆通过走私发了财。

    旅途中，他看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漂亮的布匹和挂毯、古老的伊斯兰艺术品、珍贵的手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他还看到了他鄙视的东西：富裕的西方人、在太阳底下被烤得发红的猪一般的脸、令人作呕的穿着比基尼的妇女、醉鬼，以及所有的不义之财。

    他也发现了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从由沙漠里滚滚流淌出来的石油获得了利益的事实。但由于他们也崇尚西方的习俗，喝洋酒泡洋妞，因此他也鄙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