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如果我不加快速度的话，读者们将会感到厌倦得要死。而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对话并非这么快。相反，对话展开得异常缓慢，可以说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完成。这都是由于我们的一问一答之间总是有一段较长的停顿造成的。起初，我以为他听力不佳。但并非如此。实际上他的听力好得很，然后我又想他或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狡诈多疑之人，就像是一名棋手一样，每走一步都要思前想后。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地说，他根本不是什么耍诡计的人。他是个思维迟缓的人，往往是先听了一个问题，把它的意思琢磨出来，再构思出一个答案，然后把它传递出去，这样几十秒，甚至整个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或许我本不该有足够的兴趣来耐着性子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但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威尔士人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地方务农。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这团迷雾被驱散开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故事，我和伯纳黛特都高兴地听了起来。

    他不叫普里斯，而叫普赖斯，按法语的读音是普里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他出生在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将近40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一名威尔士军团的二等兵。

    这样，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马纳第二次大战役，这场战役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这场战役中，他受了重伤，曾在一家英军医院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普赖斯由于伤势太重，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正当他遭受病痛折磨之时，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后来，他们结了婚，来到了南方的多尔多涅，他们在这位姑娘的父母的农场里安顿下来。他再也没回过威尔士。他岳父母故去后，他妻子作为惟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待的地方。

    普赖斯夫人在我们所进行的如此缓慢的对话过程中，一直坐着，听着，同时也在一直捕捉着她能听懂的话，并且每当此时，她总会示以快乐的微笑。我努力地想象她在1918年的样子：身村苗条，像一只伶俐的麻雀，乌黑的大眼睛，利利索索，快快乐乐地干着她的工作。

    这名小护士在弗兰德斯的医院里，悉心照料并爱上了这位五大三粗的、无助的、头脑简单而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伯纳黛特也深深地被这位小护士的形象打动了。她探过身去，用手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似乎有一种作为回报也向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似的感觉。

    当他妻子为他盛第三份汤的时候，他仍然保持沉默不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相互对视了一下。

    “你在那里工作过吗？”

    “没有。”

    “你在那儿住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1915……到1917。”

    “你在那儿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1917年人的伍。他人伍的时间更早一些，他是1917年被送到弗兰德斯的。在那之前，他在英国军队中服役，驻扎在爱尔兰。

    伯纳黛特微微地打了个寒战。他来自狂热的共和党的家庭。或许我本应该不去管它，不再探究下面的内容。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又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