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0年，从不惹是生非。半夜时，冰淇淋店和西格诺。白诺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电话监听。但什么收获也没有。

    普雷斯顿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点觉也没睡。斯图尔特的监视是从晚上8点开始的。他们对冰淇淋店和白诺蒂家监视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点钟，白诺蒂走回店中，10点钟开始营业。莱恩·斯图尔特和日班小组又开始监视起来。11点时，斯图尔特呼叫了。

    “门前来了一辆送货车，”他告诉普雷斯顿说，“车上的人好像在装大桶的冰淇淋，好像他们实行送货上门服务。”

    普雷斯顿冲了第20杯咖啡，由于缺觉，他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说，“电话簿里有这个广告。派两个人和一辆车跟上送货车，把每个收货人都记下来。”

    “这里加上我只有两个人、一辆车，”斯图尔特，“人太少了。”

    “查尔斯大街要开个碰头会，我设法再搞来一个组。”普雷斯顿说。

    冰淇淋送货车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圣约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带，最南边的两家在玛丽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楼。虽然侦察哨在这些地方出现会引起怀疑，但他们还是设法记下了地址。然后，送货车就回店了。下午没有送货。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吗？”普雷斯顿问斯图尔特。

    当晚，电话监听报告说，贝伦森在家时收到四个电话，包括一个打错了号的电话。他没有往外打电话。全都录在磁带上了。普雷斯顿想听听磁带，监听人员说里面什么令人怀疑的话也没有。但他想，最好还是听一听。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顿有生以来最忙的时候。技术处的人帮他安了一个录音机，他以各种借口，拜访了每一户收到冰淇淋的顾客，如果是妇女出来开门，他便问能否跟她丈夫说两句话。因为是星期六，除了一户之外，他都录了音。

    有一个声音似乎有点耳熟。是谁呢？有点口吃？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呢？他又对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馆闷闷地吃了点午饭。在喝咖啡时，他想起来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楼，又把录音带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结论，但很可能。

    在苏格兰场辩证科学部的广泛设施中有一个声音分析科，罪犯在监听录音面前否认是他自己的声音时，便由这个科来验证。英国保安局没有辩证科学设备，这类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