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说，“一个人在这个有1200万人的城市里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主第二天上午向12家顾客送了冰淇淋；顾客中的一个又在半夜里给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个错电话。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是百万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电话是一个安全收到情报的通知。”

    “让我想一想，看我是否听懂了。”佩里·琼斯爵士说，“贝伦森从三位同事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制造的文件复印件，假装把它们都剪碎销毁了。实际上他留下了一份。他把文件叠在报纸里，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报纸，把文件用塑料布包起来，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给贝伦森打电话，说他收到了。”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普雷斯顿说。

    “一百万比一的偶然性。”安东尼·普鲁姆小声说，“奈杰尔，你怎么看？”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摇起头来。“我不相信这种百万比一的偶然性，”他说，“在咱们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伯纳德？不可能，这明明是个接头，从情报员到上司，经过中转站白诺蒂。约翰·普雷斯顿的分析很正确。祝贺你。贝伦森是我们找的那个人。”

    “那么，你发现这个关系后怎么处理了？普雷斯顿先生。”安东尼爵士问。

    “我把所有监视贝伦森先生的人都调过来监视他的上司。”普雷斯顿说，“我已经把他找出来了。说实在的，今天上午我就和侦察哨们跟上他了，从他的玛丽勒勃恩的住宅一直到他的办公处。他是一个单身汉，一个外国大使，名字叫简·马雷先生。”

    “简？听起来像捷克名。”佩里·琼斯爵士说。

    “不是，”普雷斯顿郁郁地说，“简·马雷是南非共和国使馆的大使。”

    大家一片沉默，似乎不敢置信。斯特里克兰爵士以一种外交上不适用的话说：“真他妈见鬼！”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奈杰尔·欧文爵士。

    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他很受震动。他暗自想道：如果是真的，我要割掉他的睾丸当酒菜下酒。

    他想到了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前南非国家保安局局长的接替人。对于南非人来说，雇佣一些英国流氓打手去抢劫南非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