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国民大会党是一回事；在英国国防部安插一个间谍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局之间的宣战。

    “先生们，我想得到大家的恩准，我准备用几天时间把这件事深入地调查一下。”奈杰尔爵士说。

    两天以后，即3月4日，撒切尔夫人曾经召集并商量提前进行大选的内阁大臣之一，正在伦敦荷兰公园的家中和太太一起吃早饭。太太正在浏览一本休假指南。

    “希腊的科学海峡挺好，”她说，“或者克里特。”

    没有回答。她又强调说：“亲爱的，今年夏天咱们可真得出去好好休息两周了。都两年了。6月份怎么样？在旅游盛季最拥挤的高峰之前，而天气又是最好的时候。”

    “6月不行。”大臣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可是，6月多美呀！”她争辩说。

    “6月不行，”他重复说，“除了6月，什么时候都行，亲爱的。”

    她瞪大了眼睛。“6月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你甭管了。”

    “你这个老滑头，”她气喘吁吁地说，“又是玛格丽特，是不是？上周日在切卡斯的秘密谈话。她想到乡下去，而我却倒霉了。”

    “嘘——”她丈夫说。但是，凭25年的经验，她知道她言中了。

    她抬起头，看到他们的女儿艾玛正站在门口。“你要出去，亲爱的？”

    “是啊，”姑娘说，“回头见。”

    艾玛·劳克伍德，19岁，艺术学院的学生，热衷于激进派政治。她讨厌父亲的政治观点，竭力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抗议他们。在她父母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从不错过反核示威和左翼的抗议游行。她的抗议方式之一还有和西蒙·迪瓦因一起睡觉。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讲师。他俩在一次示威中相识。

    他并不是什么好恋人，只是用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来吸引她。在他的眼里，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人，便冠以法西斯分子。当晚，在枕头边，她把早晨在门口听到的父母的闲话告诉了他。

    迪瓦因是一系列革命研究小组的成员，并为内部发行的强硬左派刊物热情撰稿。两天以后，他在跟一个编辑一起讨论稿时，提到了从艾玛·劳克伍德那儿听来的消息。他为这个编辑写了一篇稿，文中号召考莱工厂热爱自由的汽车工人们，利用一名工人因偷窃而被开除的事件，捣毁工厂的生产线。

    编辑告诉迪瓦因说，这篇文章的煽动性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但他答应跟同事研究一下，并告诉他说，这事谁也不要告诉。迪瓦因离开后，这个编辑确实跟他的一个同事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消息渠道，而这个渠道又把消息传给了后台老板苏联使馆。3月10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迪瓦因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一定要给吓坏的。作为托洛茨基的全球性一次革命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他痛恨莫斯科及其一切主张。

    英国机构内部的一个大间谍的后台竟然是一名南非外交官，这使奈杰尔·欧文大为光火。他采取了惟一的选择——直截了当地向南非全国情报局摊牌并让对方做出解释。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南非全国情报局（前身为国家保安局）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按两国的政治家们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更实际点说是“互不亲近”。关系是有的，但出于政治原因，很不融洽。

    由于人们越来越反对种族歧视政策，南非与英国历届政府的关系都很僵，而且在工党政府时比保守党更糟。在1960～1975年工党政府掌权期间，由于罗得西亚政局一团糟，这种关系竟然奇怪地保持下来了。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承认，他需要所能得到的关于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的一切情报，以实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