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入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陀利亚疾驰。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咱们先去登记一下。11点还约定与‘野兽’见面呢！”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

    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400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