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月开始，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入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马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