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月13日，我和C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1944年8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号集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344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