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如果我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月，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把我装到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偶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