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点，他们谁也不知道。

    “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一项专门工作。

    “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