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可能和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