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月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

    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