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100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月底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