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头，吃着早餐三明治，看着克莱德河的两岸土地向后移的时候，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尔波夫又一次给克格勃车队打电话。一个新队长在值班，他是知道会有一个新队长的。

    “我的司机好像得了流感，”他说，“他今天还能坚持一天，但我准备明天给他假。”

    “我保证你有一个替班的，将军同志。”

    “我想要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有空儿吗？我听说他车开得最好。”

    传来队长翻纸查阅记录的声音。

    “可以，有空儿。他出车了，但会回车队的。”

    “好，明天上午8点让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处报到。我把钥匙要过来，海鸥车将停在地下室。”

    他放下电话，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叶夫被叫去给菲尔比开了一阶段车，为什么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丽达应付不了？或者是因为艾丽达不该知道他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司机为什么又回车队了呢？这说明什么呢？很可能菲尔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机了，至少在他卷入的那个行动结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当天傍晚，卡尔波夫告诉他的司机说，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带着家里的人去玩吧。

    同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奈杰尔·欧文爵士同一个朋友在牛津共进晚餐。

    如同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高等学府一样，一般的公众都知道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并不存在。

    实际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隐蔽，以至于任何在英伦三岛的院校内进行考察的人，在树木花丛间一走一过时，一眨眼就会将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拢，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颁发学位，不教学生。因为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毕业生，所以也无从颁发学位。但它有自己的讲师和教授。他们有时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内各处，有的住在别的地方，只是偶尔地来看看。有时请外边的人来给教师们讲座——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而这里的讲师教授们也把论文交到英国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严肃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论文。它的经费也同那里保存的文件一样，都是不公开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家库”，储备着各种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从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从事某种规律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杰尔爵士跟这里的主人杰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饭厅里进了丰盛的晚餐后，教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

    “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

    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

    “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