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月以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头走了100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话是：“你——袋里——装的——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拨了号码999找警察。她告诉警察局的电话员赶快派警车到哪条街哪个路口；但电话员问她姓名和住址时，她却撂了电话。可敬的人们，这些德文夏的人们真是可敬！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尔·克莱格和休·麦克白恩正在巡逻车中，在大西路上边的希尔海德路上，突然听到了呼叫。当时街上根本没什么车，30秒钟便赶到了汽车站。这些地痞看到汽车灯光和车上的警报器，便不再去抢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过大西路与体恩丹路之间的草坪夺路逃走，巡逻车追不过去。当克莱格爬出巡逻车时，他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顾受伤的人。

    克莱格弯下身去看那人，那个蜷曲得像个胚胎婴儿，昏迷不醒。

    “救护车，休！”他向休·麦克白恩喊道，开车的麦克白恩已经在对着步谈机讲话了。6分钟之后，西区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两个警察按照惯例将受伤者丢在一边不去理他，只给他盖上一块毯子。

    救护车上的人把这个瘫软的人抬到担架上，推进车尾。他们给他裹毯子时，克莱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护车的后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着。”麦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