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喊着说。这样，克莱格也爬进了救护车。不到5分钟，他们到了救护站。救护车将伤员直接送进大门，拐了两个弯，来到救护室。因为是急诊，没有必要经过候诊室。候诊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来的醉汉，给他们包扎一下必须及时处理的伤口。

    克莱格等着麦克自思停好车，两人在门口会齐。

    “你去填入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

    麦克白恩叹了一口气。总是没完没了的表格。克莱格从地上拾起帆布包，跟着担架车进入救护室。西区救护站的这个部分包括一条两头都有门的通道，十二个诊察室，通道两边一边六个，每个室都有门帘。十一个室用于诊察患者，一个作为护士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是第十二个，紧靠着后门，担架车就是从这个后门进来的。另一端的门上镶有单面玻璃镜子，通向候诊室。能走动的伤员要在那里等着轮流就诊。

    克莱格把麦克白思丢在柜台那边填表格，自己走过带镜子的门去看昏迷的伤员。伤员正躺在那边的担架车上。急诊室的护士给伤员初步检查了一下，他还活着，于是让担架员把他推进一个诊察室平放在一边的长凳上，以便把担架送回救护车。他们用的这间诊察室正在护士办公室对面。

    年轻的值班医生，印度人买哈达医生被找来了。他让担架员把伤员上衣脱光（他看到伤员裤子上没有渗出血），以便在X光检查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就去处理一个车祸伤员。

    急诊室护士给X光室打电话，但那里没空，说有空时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壶，准备烧杯茶。警察克莱格知道伤员还处于昏迷状态躺在那一边，便拿起伤员的带风帽上衣进入护士办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吗？”他以诙谐而自来熟的口吻说，夜班街道清扫工常常以这种口吻讲话。

    “也许有，”她说，“可我为什么要浪费在你们这种人身上呢？”

    克莱格笑了。他摸着带风帽外衣兜，拿出一个海员工资证。上面有躺在对面屋里的那个人的照片，并用两种文字——俄文和法文写着什么。这两种文字他都不懂。他不认识那种花体俄文，但是在法文栏里，名字等都是罗马体。

    “他是谁呀？”护士一边问一边倒了两杯茶。

    “好像是海员，从上面看可能是俄国人。”克莱格没有把握地说。格拉斯哥的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个外国人，又是俄国人，被打了，事情可就严重了。为了弄清伤员是从哪条船来的，他把帆布袋倒出来。

    里面只有一件织得很厚的紧身套头线衣，包着一个圆形旋盖的烟丝筒，筒里没有烟，却用一些棉花包着两块铝盘，两块铝盘中间是一块直径2英寸的灰色金属盘。克莱格毫无兴趣地看了看三个金属盘，把它们放到棉花里，又拧紧了盒盖，放在工资本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对面屋里的伤员已经醒过来了，正从门帘缝里看着他。他所知道的是，应该报告局里，他手中有一名受伤的俄国人。

    “用用你的电话，亲爱的。”他对护士说，伸手去拿电话。

    “别跟我亲爱的亲爱的。”护士喊道。她比这位21岁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莱格开始拨号码。正在这时，康斯坦丁·谢苗诺夫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涂地忍受着被踢的伤痛，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穿黑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走廊的对面，背朝着他。他看到警察手里拿着他的工资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国、交给坐在划船湖岸边桌子旁特务的东西，他看到警察看他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打开那个烟丝筒），而现在又去打电话了。他也可能仿佛看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莱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边，一下子愣住了。一只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