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莫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尼亚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问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入汽车，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二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在这两扇栅门之间，由英国人雇佣的俄国卫兵把守。他们的职责是盘问来访者的目的，然后在使馆内进行检查。有太多寻求签证的人企图通过这扇门进入那幢大楼。

    蔡塞夫毫无目标地溜达到大楼的后面，那是一条狭窄街道，通往签证处的入口就在这里。早上7点，虽然还有两个小时才上班，等待签证的队伍已有好几百英尺长。显然许多人已经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现在开始排队，那么他几乎还要等两天。他来回漫步思考着。这时他已引起了俄罗斯民兵的注意，他们上下打量他好上阵子。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离开，在码头那边等到使馆开门，外交官们来上班了。

    刚要到10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坐轿车来的。轿车在“进口”前停了下来，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门缓缓地被打开，车进去后又滑行关上。

    莱塞夫在码头的下端观察着大楼门口的动静。他想接近那些车辆，但发现所有的车窗都关着，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车内的人以为他是那种请援的人，所以全部关闭了车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将会查清他的问题，而且将告诉阿科波夫。

    里昂纳德·莱塞夫不习惯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他只想将那份文件送给拥有那个滑稽国旗的国家里的人。因此，在那个漫长、炎热的上午，他一直在观察着，等待着。

    1983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包括肯尼亚的货币。

    诸如朱鹭烤肉店、艾伦小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