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1983年，奈洛比开始，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5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谱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克格勃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克格勃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入肺脏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