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俄国人名单。以后他可以将他们解释为双重间谍，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员。不管怎样，这三位先生从此消失了。他还拿去了一份CIA内部人员名单，其中他的名字位于显要位置，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职位上的人物。然后他离开了，当他第二次经过苏联大使馆的院前时正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拍上了镜头。但是那些录像带也从来没有重放过。

    两天之后，他得到了5万美元。那仅仅是个开始，给美国历史上带来最严重后果的叛徒，也许包括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内，从此开始工作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有两个解不开的迷。其一是，这样一个非常欠缺修养、行为不端、酗酒肇事、毫无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够得到连续提拔直至升到那个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位置上的。第二个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级领导者已经知道在他们的秘密中心隐藏着一个叛徒，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隐藏了八年，以至于给CIA带来了八年的灾难。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CIA内部的无能、缺乏生气以及沾沾自喜的状态都使叛徒有机可乘，此外克格勃还精心散布了假情报来保护他们的双重间谍；兰利的状况更糟、更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这些都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终使人们想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曾经是局里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经错乱而下台。这个怪人毫无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坚信在兰利内部有个化名为萨莎的克格勃的双重间谍。在这一场对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搜捕过程中，他迫害了一个又一个忠诚的军官，直至迫使整个作战局屈服在他的脚下。到1985年，那些升到高级职务的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奋力搜捕双重间谍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罪到肯·马格卢的头上。

    埃姆斯叛变之前已经在局里工作了20年，在兰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实在是浪费空间；经验丰富的杜威·克拉里奇从开始时就憎恨他，并讨厌他。

    在纽约工作时，他有幸获得了一些赞扬。事实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职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经为CIA作了，他在1978年4月投靠美国的行动是另外一名军官策划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间接手了这名乌克兰人。那时，他已经酗酒很严重了。

    他的第三个任职是在墨西哥，这次惨遭失败。他经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发酒疯侮辱同事和外国人，他曾经醉倒在街上，后来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违反了所有现行的作战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过来。他连续数天花大量的时间，与一名叫伊戈尔·舒雷金的俄国人一起喝酒，那个人是俄罗斯大使馆克格勃反情报机构的头目。也许舒雷金是第一个预见这个满身恶习的美国人“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发展对象的人。

    埃姆斯在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均骇人听闻。在一次业绩大普查中，一共测评了200名军官，他名列第198名。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根本无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级职位。直到80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级掌权者——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保罗·雷德蒙等都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但是肯·马格卢却不这样认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护神。

    是他将业绩测评报告进行了处理，为他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从而使他得到提拔。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亲自安排了人选，将埃姆斯塞进了反间谍小组。

    他们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怜悯或相互安慰，他俩都认为局里对他们二人非常不公平。由于这一个判断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