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已经为美国人工作了20年。事实上他1980年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被宣布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要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看不惯苏联政体的极其无理的所作所为。他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以及他在20年来所做的工作。他是在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的人。他从不请求宽恕。由于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讲述的事情当前已经毫无价值。他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除了那几个本身已经退休的CIA管理人以外，他对其他人根本不了解。

    审讯完毕后，格里申对老将军怀恨在心，他故意不让他死，以便进行特殊处置。现在这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正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粘满了粪便。格里申不时地向里面张望，以确信他还在喘气。1988年3月5日，他最终被结束了生命。

    那个月，波利亚科夫对格里申说：“我亲爱的同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你的专门委员会必须解散！”

    “肯定还有另一个人呢，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那个人掌管着叛徒，但是，还未被抓到。”

    “啊，他们找不到那个人，只是听说而已，叛徒当中没有人认识他。”

    “假如，我们抓到了他手下的某个人呢？”格里申问道。

    “如果我们抓住他们，我们会让他们来偿还血债的。”波利亚科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重新开始。你们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可以叫做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申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被波利亚科夫理解了，他便大笑起来。

    如果帕维尔·沃尔斯基认为，他是最后一次听到太平间里法医病理学家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的一天，在他的朋友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同一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对方说。沃尔斯基困惑不解。

    “第二医学院的库兹明教授。几天前咱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对一个身份不明的尸体所做尸体检查的事情。”

    “哦，是的，教授！找我有事吗？”

    “我想是另一码事，我可能要给你找点事做。”

    “那就谢谢您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莫斯科河的下游捞出了一具尸体。”

    “那肯定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沃尔斯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事，但是那里有个聪明的家伙计算着这个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的时间了，实际上他说对了。”

    “在那段时间里，尸体可能被水流从莫斯科冲到河的下游来了。因此，那帮讨厌鬼们又把它用船运回来了。我刚刚把它收拾完。”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的胃口真比混凝土搅拌机还大。

    “是谋杀吗？”他问。

    “相反。死者只穿了短衬裤。身上的积聚物可以肯定，死者是为了躲避热浪下河游泳时，遇到了麻烦，溺水淹死了。”

    “但是，那属于意外事故，不归我们管，我这里是谋杀案件办公室。”沃尔斯基厉声回答。

    “听我说，年轻人。耐心地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这类尸体的。但是，河下游的那帮傻瓜却忽略了一点。死者的手指胀得很厉害，以至于他们未能发现藏在里面的结婚戒指。纯金的。我把它拿下来了——我不得不把手指切了下来。戒指上面写着几个字：利迪姬赠给尼基塔·阿科波夫。这很好，不是吗？”

    “是很好，教授，但是它不是谋杀案……”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办公室有联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