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申总是会成功的。他威胁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政府开办的最残酷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每个人都叙述了那位面带笑容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那么急于倾听他们的问题，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议的。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里另一种情感，他对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恨之入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频繁接头。然后，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从事这样的间谍活动。他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这个人。

    他自然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逐个审查了那次进入苏联旅游的美国人的名单。但是，没有发现伪造的名字。工作人员模糊地想起来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种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穿着的德克萨斯服装。那个蒙克很可能就是诺曼·凯尔森，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克格勃的侦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较顺利。他们通过调查签证申请记录和国际旅行社的旅游记录，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国人的资料。最后他们的焦点集中在那一个谎称胃疼而没有去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旅游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面的。格里申想起来了，那个人名叫菲利普·彼得博士。

    当这三个叛徒向陪审团坦白了他们在那个美国人的鼓动下为他提供的所有情报时，克格勃官员的脸色吓得煞白。

    格里申把这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与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他总能意识到最后的劳改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部部长提升为整个克格勃的负责人。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张死刑批准书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的。总统办公室位于新红场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顶层。他送去了死刑批准书，待死刑命令被适时地签署后，便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执行”。

    格里申上校给后院里的犯人30分钟的准备时间。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对他的学生讲的那样，没有时间能够预料。他下楼后，便看到那三个人已经跪在太阳永远也照不到的高墙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军士长把9毫米的马卡罗夫枪对准他的脑后时，他嘴里还咕哝些什么。看到格里申一点头，军士长就抠动了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克鲁格洛夫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从此便离开了人世。

    那位科学家本是一位无神论者，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到一个安生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离他两码远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像那位外交家一样随着枪响脸面朝下一头倒在地上了。

    彼得·索洛明是最后一个。他双眼仰望着天空，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他感觉到脑后冰凉的枪口时，他举起左手，伸出僵硬的中指对准靠墙的格里申上校。

    “开火！”格里申一声呼叫，接着一切都结束了。他命令，在当天夜里就要将他们埋葬到莫斯科以外森林里无标记的墓穴里。即使死了，也不能对他们有任何仁慈。他们的家人永远也找不到给亲人送鲜花的地方。

    格里申上校走到那位西伯利亚军人的尸体前，弯腰认真地看了几秒钟，然后直起身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正要撰写报告时，他电话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第二总局调查组里他认识的一名同事。

    “我们认为，我们就要查到第四名叛徒了，”那个人说，“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在东柏林反情报处工作。我们把他俩都监视起来了。迟早我们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