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分部的上校。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逃入了西柏林。

    最后，在7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忍受了极大痛苦进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后还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