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静静地站在他们的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土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那位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拐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督？”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结束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这是一种受到高度珍藏的物品，也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到达科威特的士兵很快就拥有了手表——他们是白白拿来的。但贝督因人这个词语来自于比顿，意思是“没有”。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他那只空着的手去拍他那件沾满了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那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是从他的卡车上搬来的一只西瓜那样的感觉。

    “别碰我的睾丸。”老贝督因人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的老婆才能碰我的睾丸。”贝督因人说。其中两名战士大声哄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的步枪，其他人也学着做了。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当心点，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即使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微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督因人一腐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所有六个人都去看它。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他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在一起喝酒。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这是危险的间谍行动。当他的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随从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议题又冒了出来了。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人物吧。”

    1967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做一次性的和最后的算账时，德洛尔作为一名不到20岁的战士，曾经在沙漠中蹲伏在他的巴顿坦克下等待着，他还记得外面的世界是如何把它局限在“啧、啧”的咕哝声中。

    在一名20岁的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了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到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得，同是西方的媒体，在5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忧虑得使劲绞手，但当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