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在六天之内打败了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指责以色列是靠恶棍战术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像大卫·本·古里安那样的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那种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属同一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由他手下的一名教官向新招聘的特工学员讲课。但当他听到教员使用了“友好的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情的，除非也许是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知道该如何去对付的。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能发觉吗？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我们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忽视了某一个人。

    1988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生产和出售筑路机械的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由伊拉克的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那样，他也下榻在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包含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幸好他保持着冷静，坐下来，去理事情的头绪。举例来说，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的，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父亲像塞缨尔·霍洛兹维那样是于1935年从德国到达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虽然他永远不会明白，但两天前有两位伊拉克运输部的官员在那个公共食堂里有过一次对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述了他在前一年秋天对诺丁汉工厂的参观访问；哈里斯如何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后，他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否病了，是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了他说哈里斯去参加了犹太教的赎罪日。

    两名伊拉克公务员以后再也没去想过这件事，但旁边桌子的一个人却记住了。他把这次对话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他的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后来他考虑了一番后去查核了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先生，查到了他在拉希德宾馆的房间号码。

    哈里斯坐在房间里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他有理由认为，即使那个匿名的送信人已经发现了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可能已经知道了。在极为巧合的情况下，斯图尔特·哈里斯是一名“沙燕”。

    根据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于1951年创建的以色列情报和特别行动研究所，在围墙外面被称为摩萨德，是希伯来语中“研究所”的意思。在围墙之内从来不曾、从来不会被这么称呼，而是叫做“局里”。在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册工资单人员统计，它是很微小的。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有25000名自有职工，这还不包括所有驻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