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站人员。在高峰期时，像中情局和摩萨德那样负责国外情报搜集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全世界共有15000名外勤特工，在总部工作的约有3000人。

    在任何时候，摩萨德只有1200至1500名雇员，外勤特工（被称为卡查）不足40人。

    靠那么微薄的预算和那么微少的人员要开展行动和确保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中一个是它能够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众中去的能力。以色列的人民仍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惊奇的各种才能、语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识。

    第二个因素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帮手，希伯来语称之为“沙燕”。那就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他们必须为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许会忠诚于他们所定居的国家，但也会同情以色列国。

    光是在伦敦就有2000名沙燕，在英国其他地区有5000人。在美国的人数是该数字的十倍。他们从不被带去参加行动，只是应要求提供帮助。且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被要求提供的帮助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出生国或人籍国，背叛国家的事是不允许的。但他们能使行动的成本下降一成。

    例如：摩萨德特工队抵达伦敦要开展一场对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组的行动，他们需要一辆小轿车。一个拥有一辆旧轿车的沙燕被要求把一辆合法的二手汽车留在某个地方，车钥匙放在汽车地毯下面。在行动结束后这辆小车被归还了。那位沙燕永远也不会知道汽车被用于了什么目的；他的记录本上记载着经同意为一位可能的客户出车。

    同一个特工队需要一个“门面”。一位拥有房子的沙燕就出借了一间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进了那个商店。他们需要一个联络站，一位房地产商沙燕提供了在他的财产登记本上归他所有的一处空办公室的钥匙。

    斯图尔特·哈里斯去过以色列的埃利特胜地度假，当时在红岩酒吧里他与一位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的快乐的以色列青年一起聊上了天。在后来一次交谈时，那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朋友，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那人从哈里斯那里诱出了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假期结束时，哈里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所以斯图尔特·哈里斯坐在巴格达那家宾馆的房间里，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封信很可能会惹是生非——在他想把它夹带出去时他会在机场被查获。偷偷地放进其他人的包里呢？他对于那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到了伦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后他镇定下来了，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外层信封和信纸在烟灰缸里烧了，捣碎余烬，倒进抽水马桶里放水冲掉了。然后他把内层信封放到了衣柜上格的备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里擦干净了。

    如果他的房间遭到搜查，他可以发誓说他从来就不需要毛毯，从来就没爬上过柜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里，他买了一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一只背面有胶水的标签和封口胶带；在一个邮电所里，他买了足以把一份杂志从巴格达寄到伦敦的邮票。他在展销会上选了一本赞美伊拉克成就的进步杂志，甚至在那只空白的信封上贴上了展览会的标志。

    到了最后一天，在与他的两位同事一起赴机场之前，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把那封信夹在杂志里面装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写上了在英国朗伊顿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贴上了那个标签和邮票。他知道宾馆的大厅里有一只邮箱，下一次开邮箱的时间在四个小时之后。他合理地推测，即使信封被安全机关的侦探们用蒸汽开启时，他已经坐上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上空了。

    有人说好运气给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