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追踪无线电波发射的源头，并能确定其罗盘方位。其中一台是固定的探查站，安装在科威特市南郊阿尔迪亚区的一座高楼屋顶上，其碟形天线朝向沙漠。

    另两台是流动站，用的是大客车，碟形天线安装在车顶，一台内置发电机可提供电力，车内是黑暗的，这样可使操作员坐在控制台前审视他们要寻找的那台发报机。他们已被告知该发报机极有可能在市区与沙漠之间的某个地方发报。

    其中一台安置在贾赫拉外面，在阿尔迪亚那台的西边，第三台在海边的阿尔阿丹医院里，在入侵的开始几天法律系学生的姐姐就是在那里遭强奸的。阿尔阿丹的追踪者可把北边操作员报告的情况制成一个全方位交叉图，从而把发报地点确定在方圆几百码的范围之内。

    在卡利德·阿尔卡里法曾经驾驶天鹰战斗机起飞的艾哈马迪机场，一架苏制红鹿武装直升机24小时待命着。红鹿的机组人员来自特种部队，这是拉曼尼说服特种部队司令抽调过来的。那些无线电追踪人员来自于拉曼尼自己的反间机构，是从巴格达派过来的，也是他的最精干人员。

    哈德利教授一夜没睡着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某件事情使他辗转难眠。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诚的以色列人，他的父母是在世纪之交时与本·耶胡达和本·古里安一起从伊比利亚半岛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他自己出生在雅法，当时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一个繁忙的港口，他在孩提时就学会了阿拉伯语。

    他曾经养育了两个儿子，也曾经看见其中一个儿子死在黎巴嫩南方的一次悲惨的伏击战中。他现在是有五个孙儿女的爷爷。谁会对他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

    但有件事不对头。如果战争来临，许多年轻人会死去，即使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也会像他的儿子泽埃夫那样死去。难道现在是科比·德洛尔显露志在报复的小国沙文主义的时候吗？

    他早早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预约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在离旅馆前，他在大厅的那一排电话亭旁边徘徊了一阵子，然后他改变了主意。

    在赴机场的半路上，他让司机离开M4号公路去找一个电话亭。尽管抱怨这很麻烦，还要多花时间，但司机还是照办了，最后在切斯威克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哈德利运气较好。在贝斯沃特接听电话的是希拉里。

    “等一等，”她说，“他刚刚走到门口。”

    特里·马丁回来接电话了。

    “我是莫舍。特里，我的时间不多了。告诉你们的人，研究所（摩萨德）在巴格达内部有一个高级情报源头。告诉他们问问耶利哥现在怎样了。再见，朋友。”

    “请等一下，莫舍。你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不要紧。你从来没听我说过。再见。”

    电话挂断了。在切斯威克，那位年长的学者又上了他的出租车继续赶往希斯罗机场。他对自己所干下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战栗不止。他怎么能告诉特里·马丁，是他——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起草了给在巴格达的耶利哥的第一封回信？

    当特里·马丁在刚过10点打电话过去时，西蒙·巴克斯曼正坐在世纪大厦他的办公桌前。

    “吃饭？对不起，我不能。今天太忙了，也许明天吧？”

    “太晚了。事情很急，西蒙。”

    巴克斯曼叹了一口气。毫无疑问，这位温顺的学术家肯定是从伊拉克的广播中获取了可能会改变生活意义的一条短语的新的译解。

    “中饭还是不行，局里有个重要的会议。我说去喝一杯吧，到墙洞去。那是滑铁卢桥下面的一个酒馆，离这里很近。12点钟吧？我可以挤出半个小时，特里。”

    “绰绰有余了。再见。”马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