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正午，他们已经坐在墙洞里喝啤酒了。酒馆的上面，南区的火车隆隆响着驶往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郡。马丁把他上午听到的消息述说出来了，但没有提及消息的来源。

    “不得了。”巴克斯曼耳语着说。旁边桌子有人。“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

    “唉，你一定得说。”

    “你要考虑他的处境。我已经答应他了。反正他是一名资深学者。就这些。”

    巴克斯曼沉思了。学术家，而且与特里·马丁熟悉。肯定是另一名阿拉伯学专家，有可能曾经接受过摩萨德的一项任务。不管怎么说，这条消息要去向世纪大厦汇报，而且不能耽搁。他向马丁道了谢，离开酒馆，沿着那条路匆匆返回世纪大厦去了。

    由于要参加中午的会议，史蒂夫·莱恩没有离开大楼。巴克斯曼把他拉到一边并告诉了他。莱恩带着这条消息亲自直接去找局长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听了汇报后说，科比·德洛尔将军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他中饭也不想去吃了，叫人给他送点食物上来，就回到顶楼办公室去了。在那里，他用绝密线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打了一个电话。

    这时候在华盛顿才8点30分，但法官每天黎明时就起床了，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他就消息的来源问了英国同行几个问题，对没能得到答案而咕哝了一声，但他同意这件事不能被搁置一边。

    韦伯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副局长一听就火了，然后他与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一起开会研究了半个小时。巴伯更是怒火万丈，因为当初就是他坐在赫兹利亚郊外山丘上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面对着德洛尔将军，显然，对方向他说谎了。他们两人研究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方案，然后带着它去找局长了。

    下午，威廉·韦怕斯特局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起开了一个会，后者带着这件事去见布什总统。韦伯斯特提出了他的方案，并被授权得以执行。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立即提供了合作。那天晚上，国务院的一份特急请求传到了特拉维夫，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收件人以色列副外长的办公桌上了，由于时差关系，只相隔三个小时。当时的以色列副外长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一位英俊、优雅、银发的外交家。他是第三代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人，曾在美国接受过部分教育。由于他的流利的英语、能说会道的口才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是伊扎克·沙米尔的利库德政府的一名阁员，并常常在由西方媒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以色列政府的能言善辩的发言人。

    两天后，在10月14日，他抵达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对于美国国务院紧急邀请他飞到华盛顿商讨要事颇感迷惘。

    在与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博格私下讨论了无非是自8月2日以后中东总体形势的评估之后，他感到更加迷们了。到会议结束后，他已经是彻底沮丧了，然后他面临着坐半夜里起飞的航班回以色列。

    就在他离开国务院时，一名助手把一张贵重的精制卡片放进了他的手里。卡片上印有一枚个人的标记，写字人用优雅的笔迹邀请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到他家里作短暂的访问，以商讨“关系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紧急事宜。

    他知道那个签名，知道那个人，也知道写字的那只手里所掌握的财富和权力。写字人的豪华轿车就停在门口。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做出了决定。他命令他的秘书返回使馆收拾好两人的行李，两个小时后到乔治城的一座房子里与他会合。从那里他们将一起赴杜勒斯机场。然后他坐进了那辆豪华轿车。

    他以前从没去过那座房子，但他可以想象那是离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