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那儿继承来的，他对此表示赞赏。那张桌子很大，上面摆着七部电话机。最重要的是那部“克里姆雪夫卡”机子，直接使他可与克里姆林宫和鲁丁通话。其次是“弗尔图希卡”机子，漆成标志克格勃的绿颜色，可使他与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通话。其余的电话机通过高频线路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各地的主要克格勃代表沟通联络。还剩下的电话机接通国防部和它的情报同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所有的机子都通过不同的电话总机。他就是用这最后提到的那部电话机接电话的，在6月底三天前的那个下午，他为这个电话已等候了十天。

    电话很简短，是由一位自称阿克迪的人打来的。伊凡南科曾吩咐电话总机受理阿克迪的电话，并直接把电话接通，通话只有三言两语。

    “最好当面谈，”伊凡南科简短地说道，“现在不行，这儿不行，今晚在我的家里。”他放下听筒。

    苏联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不把工作带回家中去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扮演两种明显不同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官场生活和自己的私生活；如果可能的话，那两种角色是决不会交融在一起的。爬得越高，界线就越是分明。如同黑手党党徒那样，妻子和儿女根本不能插手官场那一套通常并不怎么高雅的事务，甚至倾听一下公务性质的谈话也不行，而政治局的头目与那些党徒是很相像的。

    伊凡南科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政治局中已爬上来的官僚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出于最世故的原因，他没有家眷；他也不想住在与其他人靠近的地方。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每天都心满意足地居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西端的公寓中，相互挨得很近，在周末，就住到茹科夫卡和乌索沃周围相邻的别墅之中。苏联特权阶层中的成员从来不喜欢相互离得很远。

    在接管克格勃之后不久，尤里·伊凡南科便在阿巴特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旧房子。这儿位于莫斯科城的中心，曾经在革命前是为商人们所偏爱的优美住宅区。克格勃属下的建筑工、油漆工和室内装饰师，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把那幢房子整旧如新。要不是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在苏俄是一项望尘莫及的奇迹。

    尽管配备了最现代化的保安和告警设备，这幢房子还是恢复了昔日的高雅气派，随后，伊凡南科也毫不费力地用西方的家具——苏维埃最高地位的标志——来布置内室。厨房是最新型的加利福尼亚方便设施，整个厨房由西尔斯·罗布克邮购公司装箱空运到莫斯科。起居室和卧室采用途经芬兰运来的瑞典松木镶板，浴室用大理石和瓷砖装饰得非常典雅。伊凡南科自己只占用楼上一层，有一套设备齐全的房间，其中包括一间书房兼音乐室，配备有菲利浦立体声墙式音响设备，还有一间图书室，既有外文书籍又有禁书，外文中有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些外语他全都能说。在起居室中有一间与餐室相通，卧室连通着桑那浴室，这些就组成了楼上的整个一层楼面。

    司机、保缥和贴身男仆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全都住在底层，底层还设有车库。

    阿克迪来的时候穿着一身便衣，尽管要是穿上他平常穿的红军少将制服的话，他会感到更自在一些。他长得体格结实，面色红润。他是伊凡南科安插在军队中的特工之一。他向前倾着身子坐在伊凡南科起居室中的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人蹲坐在座椅的边沿上。瘦削的克格勃头目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提了几个问题，在一本便笺簿上偶尔作了些笔记。那位少将说完之后，伊凡南科向他道了谢，站起身来接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贴身男仆赶来引领客人从侧墙中的门走出去；男仆长得相貌堂堂，白肤金发，是一位年轻的警卫员。

    伊凡南科对所听到的消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越发感到疲倦和懊丧。这么说来，维希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