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道的，但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私通事件他是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

    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

    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决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16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私通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格鲁吉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哈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各人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俄罗斯人。管农业的科马罗夫，仍然极为忐忑不安；斯蒂潘诺夫，工会的负责人；舒希金，负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有皮特里耶诺夫，在经济和工业计划方面负有特殊的任务。

    “同志们，”鲁丁慢慢地开始说道，“你们都已从容不迫地研究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你们都已注意到了科马罗夫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