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回想起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土耳其医院的病床上对他说的话。

    在基辅的附近，有一个巴比雅峡谷。在1941年和1942年纳粹分子占领乌克兰期间，党卫军在那儿屠杀了5万多名犹太人。乌克兰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伊凡·祖巴曾于1966年9月29日在那儿发表了一次演说。演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是一位乌克兰天主教徒在强烈地谴责反犹太主义；而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始终是盛行的。

    祖巴的长篇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吁怀念在巴比雅遭到屠杀的犹太人，是在直接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专制统治集团：尽管他们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们践踏人性，并试图说服那些即使遭到践踏的人，使他们相信那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予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他说到这一点时，那些混入默不作声的人群中的契卡分子已认识到，诗人根本不是在谈论希特勒的德国，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苏联。在演说后不久，他就被捕了。

    在当地克格勃营部的地下室里，首席审讯官就是一位平步青云的年轻上校，是从莫斯科派来的、掌管克格勃的第二把手。在审讯室的角落里站着两位彪形大汉，都手持着沉重的、长达一米的水龙软管，这两个人都对上校俯首听命。上校的名字叫尤里·伊凡南科。

    但在巴比雅听演说的地方，有两个年仅10岁的男孩，靠着他们的父亲站在前排。当时，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只是在六年之后他们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邂逅，并成为忠贞不渝的朋友。一个人名叫列夫·米什金，另一个名叫戴维·拉扎雷夫。

    米什金的父亲和拉扎雷夫的父亲出席了那次集会，并也受到注意；当他们在多年以后申请准予移居以色列时，两个人都被指控参与反苏活动，被判在劳改营中长期服刑。

    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公寓住所，儿子失去了上学的希望。他们尽管非常聪颖，却注定干使锹和镐的活计。两人现在都已是26岁的人了，他们就是德雷克在列凡季夫卡忙碌而又肮脏的偏僻街道上所要寻找的年轻人。

    他是在第二个地址才找到了戴维·拉扎雷夫；经过一番介绍之后，拉扎雷夫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但他同意请他的朋友米什金前来赴约，不管怎样，德雷克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天傍晚，他遇到了列夫·米什金；那两个人用近乎敌视的目光望着他。他对他们诉说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逃跑和获救的全部过程和他自己的身世。他能掏出来的惟一证据是那张他自己和卡明斯基在一起拍摄的照片，那是在特拉布宗的医院里由一位护理员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天当地出版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是德雷克放在衣箱里做衬垫带来的。他把报纸向他们展示了，以作为他所说的情况的证据。

    “瞧，”他最终说道，“如果米罗斯拉夫被海浪冲到了苏联的领土而被克格勃抓住的话，要是他在谈话中泄露了你们的名字，以及如果我是从克格勃来的话，我是不会请求你们提供帮助的。”

    两位犹太工人同意在当夜考虑他的请求。为德雷克所不知道的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早就有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他自己的理想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要报仇雪恨，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中的统治集团。但他们已近乎歇手不干了，被一种没有外界的帮助便一事无成的绝望情绪压垮了。

    两个人都想在苏联境外寻找一位同盟者；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深更半夜握手言定，要将那位英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当做自己的知心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