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与红军并肩作战的，而不是与红军打仗。他对于俄罗斯的忠诚并没有使他有任何收获。他由于在战斗中被德国人俘虏过，他和他的民族被指控为与德国人相勾结；那显然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整个鞑靼民族被驱逐到东部的荒山野岭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没有暖气、用于运牲畜的卡车中，更多的人由于缺吃少穿而死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寒风刺骨的荒野上。

    在一所德国的劳改营中，成吉思·克里姆曾听说他的全家人都已离开了人世。在1945年被加拿大人解放之后，他很幸运，没有被送回去处决或关进奴役营中。他与一位加拿大军官交上了朋友，那位军官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位牧马骑手。有一天在一个奥地利的养马场上，他对那位鞑靼族战士驯马的高超本领和非凡的骑术表示钦佩。那位加拿大军官便为克里姆办好了移居加拿大的批准手续。克里姆在加拿大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阿扎玛特现在已是30岁的人了；像德雷克一样，由于他父亲的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对克里姆林宫怀有深仇大恨。

    德雷克在公寓中对自己的计划作了一番解释，那位鞑靼人同意与他一起参与这顶行动。他们共同对那项计划作了最后的修订，图谋在英格兰北部抢劫一家银行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

    在总部听取亚当·芒罗汇报的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巴里·弗恩代尔——苏联处处长。几年以前，弗恩代尔曾在现场执勤；当奥利格·彭科夫斯基陪同苏联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他曾协助向那位俄国变节者面面俱到地盘问详细的情况。

    他是个矮胖子，面色红润，神情快活。在他兴高采烈、看起来像是天真烂漫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敏捷的头脑和对于苏联事务的渊博知识。

    他的办公室设在“企业”总部大楼的五层楼上；他在那儿从头到尾听了从莫斯科捎来的录音带。听完之后，他开始使劲擦着他的眼镜，激动地用单足跳跃着。

    “天哪，我亲爱的伙计，我亲爱的亚当，多么不平凡的事情，这确实是无价之宝。”

    “如果那是真的。”芒罗小心翼翼地说道。弗恩代尔为之一怔，似乎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是的，当然，如果那是真的。好了，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搞到手的。”

    芒罗小心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除了他声称录音带是来自阿纳托利·克里沃伊之外，其余每一样细节都是真的。

    “克里沃伊？是的，是的，当然听说过他的情况，”弗恩代尔说道，“嗯，好了，我得把这个材料翻译成英语，把它拿给局长看。这可能是确实很重要的，明天你不能返回莫斯科去，你知道。你有地方可以住宿吗？你的俱乐部吗？很好，一流的。嗯，好了，你顺便来玩，吃一点好的东西，在俱乐部待上几天。”

    弗恩代尔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当晚他不能返回家中，而要在城里过夜；他那幢并不华丽的家宅位于伦敦西部远郊的平纳。她理解他所干的工作，对他这样离家不归已习以为常了。

    然后，他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把录音带的内容译成了英语。他的俄语是流利的，但并没有芒罗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语气和调门异常敏锐的听觉，而那种听觉是通晓两种语言的一个标志。但他的俄语是够好的了。对于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以及随后十三位政治局成员简短而又惊愕的反应，都一字不漏地翻译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弗恩代尔尽管彻夜未眠，但刮了胡子，用了早餐，一如既往显得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他用内线电话给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明要求见他。10分钟之后，他便到了局长的身边。

    奈杰尔·欧文爵士默默地阅读了记录稿，放下稿子，并注视着摆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那盘录音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