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准备报道从午夜起开始发生的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耶路撒冷或波恩所可能发表的声明，或者发表从“弗雷亚”号发出的又一次通话。内页上有关“弗雷亚”号油轮本身。它的货油、货油溢出的影响和对于恐怖分子身份的猜测等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以及敦促释放两位飞机劫持者的社论，占据了许多专栏的版面。

    当春光明媚的一天即将逝去面临近和煦的黄昏时，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已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办公室中向她作完了汇报。那份报告既面面俱到，又简明扼要，是一篇巧夺天工的佳作。

    “那么，我们必须假设，朱利安爵士，”她终于说道，“他们肯定是存在的，他们已无可置疑地完全控制了‘弗雷亚’号，他们完全有能力把油轮炸毁并使它沉没，他们将不会就此而罢休，在财政、环境和人员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构成一次惨绝人寰的灾难。”

    “夫人，那也许看来像是最悲观的解释，虽则，危机对策委员会感到，如果采用一种更抱有希望的调子的话，那将是轻率的。”内阁事务大臣答道。

    “已经看到的只有四个人，两位哨兵和换他们班的人。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设想在驾驶台上还有一个放哨的，也就是监视俘虏的人，还有一个为首分子，那样至少就有七个人。他们也许人手太少，以致无法抵挡一支武装突击队登船，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在船上也许并没有炸药，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把炸药放错了地方，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的引爆器也许发生了故障，他们也许没有另一个备用的装置，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也许不准备再枪杀船员，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最后，他们也许不是真的打算炸毁‘弗雷亚’号并与它同归于尽，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你的委员会感到，不把可能发生的都设想到将是错误的，而这是最糟糕的。”

    接通她私人工作班子的那部电话机响铃了，她接了电话。当她重新把听筒放好时，她对朱利安爵士略略一笑。

    “看来我们毕竟用不着面临那种灾难，”她说道，“西德政府刚才宣布，它已向以色列提出了请求。以色列已经答复，它已同意德国的要求。波恩接着宣布在明天上午8点钟释放那两个人。”

    此刻的时间是傍晚6点40分。

    在索尔·拉森船长的接待舱中，那台晶体管收音机播放出了同一则消息。德雷克为使自己始终不被发现，曾在一个小时以前拧亮了舱室中的灯光，并把窗帘拉上了。船舱里明亮，暖和，几乎是喜气洋洋的。咖啡渗滤壶倒干了又补满已有五次之多了，壶里仍然在冒着水泡。航海家和狂热者两人都已长满了短胡，显得疲惫不堪。但一个人为船员的遇难而悲愤填膺，而另一个人却洋洋得意。

    “他们已经同意了，”德雷克说道，“我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可能性太大了，后果太糟糕了。”

    索尔·拉森听到他的油轮即将脱险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但心中遏制着的怒火在熊熊燃烧，他甚至无法感觉到这种宽慰。

    “那还没有完哪！”他咆哮着说道。

    “那会完结的，快了。如果我的朋友们在明早8点钟获释的话，他们至晚会在下午一两点钟到达特拉维夫。辨明身份和等待无线电广播发布消息还要用一个小时，我们将在明天下午三四点钟之前就会知道了。天黑以后，我们将离开你们，安然无恙。”

    “除了躺在外面那儿的汤姆·凯勒。”那位挪威人厉声说道。

    “对此我很抱歉。有必要表明我们是当真的。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

    苏联大使反复提出了强硬而又执著的要求，在这方面来说，他的要求是异乎寻常的、极为罕见的，尽管苏联的驻外大使代表着一个想来是革命的国家，但他们在遵守原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设计的那